﹝英国﹞本顿（Gregor Benton）
1976年4月18日
较早时，一篇在《洲际通讯》（Inprecor，第46期，1976年3月18日）的文章曾评论近期中国反邓小平的政治斗争。自该文刊出后，北京发生了戏剧性的新事件，证实了我们较早的结论和提示斗争有了重要的新发展。在讨论中国危机的最近转变之前，重温过去10年来中共的派系斗争，是由帮助的。
1966至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分明时候，两个对立的派系在权利顶峰的冲突，其中一派系以毛泽东和林彪为首，林任国防部长，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祭司，另一派系则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他们都是党总书记，像苏联的斯大林一样，都在党机关内树立了坚强的政治基础。
刘邓派的政纲广泛反映了官僚层中精明而让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对“浪漫主义”的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所推行的唯意志论和平等主义政策的不满。众所周知，毛的政策使中国陷入经济衰退。党内各级干部的怀疑与刘邓一样，都担心这些政策会再次实施。刘邓团也在一些外交问题上反对毛。虽然他们同意毛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基本批评，但与毛不同，他们赞同与苏联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来对抗美帝国主义。
当刘邓还稳坐在官僚统治层内时，毛和他的派系（其中有毛的妻子江青，那时她还是个政治外行，和长期担任毛私人秘书的陈伯达）便着手在中国社会久被官僚压制的层分，特别是年轻人中，建立新的基础，毛希望动员他们斗争能使他在领导层内击溃他的敌人，并使新的未来干部革命化，以“保证革命的接班”。毛的急性子使他指望他在群众中巨大的权威必能使运动大致上按照他的指示走，但文化大革命的惊人特点正是在斗争中动员起来的力量经常有超越中央控制的倾向。除了在1967年1月发生的大罢工之外，还有很多组织提出来独立的政治纲领，号召以巴黎公社的精神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毛由于其同盟者的基础动摇了，便迫于无奈召唤军队来恢复秩序。以林彪为中心的中央军事领导和忠于其敌对派系的较为保守的军区司令官都有参与这一工作。与此同时，毛被迫停止清算党内干部。毛派的群众运动的基础的分化和军队的加强参与，对未来上层派系斗争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1969年中共九大，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各种势力平衡加以正规化，正是开除刘少奇出领导，并开始了一个重建被群众冲击而破损的党组织的时期。
1970年间，为了改善中央官僚代表们的和睦关系起见，陈伯达被逐出领导层。随后，毛的亲密战友林彪据说企图政变失败后，在飞往苏联途中撞机身亡，“林彪事件”内情模糊不清，也不值得我们关注。但客观上，这次事件标志着中国政治生活中军队刚掌握的权力开始削弱。林死后不久，再重新肯定“党指挥枪”的运动过程中，又有其它的军队领袖受到整肃，毛并不是一举而攻击整个军队，他一贯采取萨拉米香肠的战术 (Salami tactics)。
1966年之前，人民解放军是传统的从属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既然被利用为派系斗争的工具，他就无可避免的产生严重的内部分化。在1969年之后，人民解放军领导层被迫或被说服向政治权利屈服的相对速度，再一次显示中国军队底的作用，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或甚至苏联。但明显地，军队对中央政治领导的目标认同，已不再是绝对或自动的了。虽然毛驱逐了林彪的派系，他还是小心的避免激怒保守派的地方军区司令，并对他们做了一些政治上的让步。
“激进派”的退却
1970年至1973年初，领导层中“激进派”的影响降至最低点，”激进分子”陈和林的下台反映了和加强了在群众运动中毛的基础的崩溃所带来的趋向。“林彪事件”也严重地削弱了毛派的信用。毛企图恢复他“一贯正确”的声誉，便发出一封据说在1966年写给江青的信，其中提示他一直都不信任林，然后,他发动了一个“哲学”运动，强调“一分为二”是宇宙中铁的规律。
正当“激进”势力暂时下降，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攻击的干部恢复了或“解放”了。这种“解放”是恢复官僚地位的总趋向的一部分，由于毛的“激进派”缺乏行政才能，和要使有势力的地方军区司令，相信他们曾放弃的权利将会落在他们可接受的人的手中，因而加速了上述的趋向。
这些“解放”了的干部，成为官僚层内“温和派”或“保守派”的重组基础。最近的事件显示周恩来和复职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是重组的核心。为什么毛会“解放”邓？主要理由似乎是邓必会承继周的新“笑脸”外交和经济建设，他的复职也是向其它官僚表示好意。
虽然激进派在撤退，他们还保留毛的政治支持的皇牌。同时在党的某部分，他们有强大的基础（最显着地是在上海），他们控制了宣传机关和抗衡保守军人的力量——城市民兵。
1969年后，第一次主要的政治力量测验是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那是，“激进派”突然发起“反潮流”和“批孔”的运动，来加强他们在领导层的地位，两派在十大上,好像势力均等，但由于“温和派”重新占据他们在1966年大动荡前的位置，因此比较易于巩固他们的势力。第十次大会后，“反潮流运动”便停了下来。“批孔”运动由于加上了“批林”的因素，而带上了强烈的反文化大革命倾向。
当周恩来在1974年5月病倒时,“温和派”已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激进分子”王洪文（他在十大中被选为第三号人物）继承周的职位，并肯定了由邓小平担当这个角色。在1974年中，“激进派”发动了一个反对“怀疑”革命样板戏运动及一个短命大字报运动（西方记者透露，这个运动遭受地方官僚大力镇压），企图扭转败局，但不成功。
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标志着“温和派”另一重大胜利，他加强了邓的权力和把“激进派”的代表减到最低限度。毛明显不出席四届人大，表示他反对其决定。在1973年第十次大会上，周恩来仅略略提及“经济建设”,但在他对四届人大的讲话上，却能够提出来未来25年的经济指标。
毛派仍不承认失败，反而他们在1975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中提出更爆炸性的问题，攻击官僚特权与贪污，鼓励工人清除领导层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但1975年夏天的罢工浪潮震惊了全部官僚，给邓一个机会来提出更适合他自己保守式政府的口号。
“反邓”运动
反邓运动已在较早的《洲际通讯》（Inprecor）的文章中研究过，现在简要总结如下：
从1960年代的斗争中看，邓的政治纲领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它强调安定的需要，专家的作用和通过稍稍扩大差距来制造一个有限的特权的社会阶层，以便巩固官僚统治。在外交路线方面，邓好像赞同与苏联关系正常化，虽然这方面证据很少,他还赞同政治和文化生活之某种程度的自由化。最近才因此被谴责（四月八日新华社）“要求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诋毁江青的戏剧工作是“一花独放”。
“激进派”也同意邓的基本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前把中国现代化，他们坚持要压低工资来把不平等减少,主张以不断的政治动员来消除官僚堕落的病症。 他们要全面专政的提议在实践上是等于要消除一切无产阶级民主的成份。
虽然最近争论的问题本质上与1966年出现的问题相类似，但必须理解这两段时期的不同特点，才能把握危机的发展关键。
1． 在1966年,军队已被林彪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种浸染了七年：坚决站在主席方面。 在1976年，人集团因为交化大革命的创痛记忆和不满他们的司令因政治原因而被调动。因而支持领导层内的“温和派”。无需多说,缺乏军队中的积极支持,大为缩减了“激进派”的选择余地；
2． 在1966年，刘、邓派系只不过是基于大致上模糊反对毛更极端的政策而团结起来，还不能在领导层内形成另一中心。相反地，当压力来时他们立即崩溃。 在1976年，“温和派”有了十年的经验,显然组织得更好，更加团结，更有准备提出另一个纲领。邓倔强地拒绝对他犯的“罪状”作丝毫“悔改”的表示是其中一个例证；
3． 在行政方面,“解放了”的干部的绝对数量给温和派领袖们一种安全感，因为任何威胁他们的行动将会有疏远整个官僚层底危险。例如，据估计12个副总理和部长;81个国务院官员，和500多个中央高层人物都属于“被解放”的干部；
4． 近期的另一个新的和关键性的特征是：文化大革命强烈突出的社会紧张还在逐渐增强，群众越来越不依赖任何派系的官僚领导去解决，而越来越依赖他们自己的独立行动。1975年杭州的罢工浪潮，1966年被”激进派”动员起来而其后镇压了的红兵与大量城乡失业青年现在已预备反对毛、江集团，这点反映群众的上述改变。1974年末，广州市出名的李一哲大字报正是中国青年中涌现有力的地下革命流派的好例证。李一哲大字报的重要性将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分析。
这些重要的改变使毛派对反邓运动立下了严格的示例和绝对禁止建立群众组织。
天安门事件的背后
现在让我们来研宪目前政治危机的最近阶段，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骚动。在这次事件中，群众由于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被移走而激怒了，有一百多个民兵 ，其中十二人重伤。天安门事件是否暗示了群众支持的纲领？广场上爆发的“反革命”暴力是否正如毛派所说的是由邓和他的支持者所策动的？以上两个间题的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驻北京记者在广场上逗留了几小时，并没有听到或看到一次邓的名字，相反地，所有的报导都指出只有周恩来的名字会吸引群众，如果邓策动这次事件，这无疑给他的政敌一个收回他一切权力的借口，对于这位玩弄官僚手段的能手来说，这是不寻常和不适当的步骤，必须记得，在骚乱中是邓的盟友吴德通过广播系统向群众致辞，向“阶级敌人和革命份子”提出警告。
从《人民日报》非常详细和坦白的事件报导中和在记者的记述，都显示所谓“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阴谋”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示威者高唱国际歌，高举拳头敬礼，再三强调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主题是夺取民主权利和反对激进派要加强“全面专政”的极权主义。（正如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指出“专政”的主要受害者不是“特权阶级”，而是“新生的群众运动”。 ） 这一点从广场上“反革命份子”贴出来和其后《人民日报》转载的“腐化和反动”的诗句中清楚看到：
对第一个统一中国皇朝的暴君秦始皇的提及，事实上，是对“专政”运动的攻击，因为秦始皇和他的极权法家哲学是激进派最近推崇的目标。非常有趣地，自那首诗在全国性的报章上刊登后，新华发出一项官方指示，禁止编辑把诗句“分行”刊登，大概是减低对读者的吸引力。
示威者还提出成立“首都人民纪念周总理委员会” 。他们会提出一些要求，《人民日报》并没有详细报导。当人民解放军操进广场时，他们喊出一些口号，例如“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 “被蒙骗者无罪”。 从以上的口号看，与警察、军队和民兵的冲突便有另一个不同于毛派报章提供的意义，虽然我们是不能否定“流氓和坏份子”也可能乘机搞事。广场上还有些大字报攻江青是现代“慈禧太后”。
事实上，当权者要动用数万公安部队，根据车牌来利断，很多还是从首都以外调来的，显示了示威者并非《人民日报》所说的“一小撮”。天安门事件的意义是周邓派的支持者由于鲁莽或计算错误，给社会紧张打开一个缺口，使他们自己能以毛派称为“匈牙利式”事件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必须指出，动乱并不单只在北京发生;河南有一官员被“反革命”人群所杀;南京支持周恩来的示威与铁路罢工同时发生。
官方言论有关“企图推出邓充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钠吉角色”的说法，可能是不自觉地对北京的“春天 “的一个不完整的评价，因为近期的历史显示在这些反官僚起义中：部份群众对官僚中的自由派产生幻想并是不是不普遍的。同样可能是真正的反官僚力量利用领导层的分裂，作为他们提出民主权利要求的掩护。
派别斗争将会加剧
邓的下台并非上层派别斗争左转的转折点，今天，由于毛派群众基础的削弱和再不可能采取打倒刘少奇的类似手段，如果不是一群邓的支持者的明显弱点，反邓运动很有可能好像近几个月来所有其它“激进”运动一样，停顿下来。 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派对群众运动的恐惧使他们不能利用暂时的优势，向“温和派”穷追猛打。
四月六日的《人民日报》警告基层支持者“不要搞串连，不要搞战斗队，不要拉山头”。好像为了强调“激进派”进攻的软弱无力，在邓小平被革除职务的同一天 （必须指出邓没有被开除党藉），几星期前还被攻击的“温和派”领袖李先念自周恩来葬礼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事实上，这次危机的主要受益者是以新任总理的华国锋为代表的一个模糊不清的“中间”集团。华是一位省级的官僚，他当权的主要资格似乎是由于他独立于两个派别。而且他与毛的故居湘潭拉上关系。华的委任匆急显示了最近爆发的骚动使领导层恐惧和震惊。后来，企图以有良好组织，和完全被动的群众示威给华的任命添加合法的气氛，反而暴露的华是完全缺乏真正的下层支持。正如《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报道：“在行人路上的北京人民群众对游行的汽车和高举横额、旗帜的学童，表示出明显的冷漠。”
很多征兆表明派别斗争远未解决。最近的征兆是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呼吁淸除其它还在党内活动丶像邓一样的”走资派”，并且宣称在天安门被击败的”阶级敌人”必然进行“疯狂”的反扑。
但新一代的民众领袖缺乏毛和周的地位，将使每一个派系都很难于在国内建立稳定基础。 正当毛的死亡渐渐迫近，急忙解决争夺领导权间题的压力必会加剧，尤其是“激进派”深知毛在世时才能对其派别给与有力的支持。这可能会开展一场官僚机构内的权力斗争，它很可能以典型斯大林式的警察整肃和虚伪的审判出现。因此，上海市传出要把邓处死的呼吁可能不单纯是惯例。
中国革命者在未来爆发的斗争里，不支持官僚中任何一派。他们将会站在独立的工人运动这一边，为一个独立的纲领而斗争。这个纲领包含所有革命群众底愿望和要求在内，并把两个派别的对立纲领中被肢解和歪曲了的激进部份—毛派的平均主义和温和派所惧怕的自由化呼吁—结合起来。这个独立纲领将以下列几点为中心（它是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高峰时，由一些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试提出过）：
1. 反对个人祟拜；
2. 反对官僚贪污、特权与堕落；
3. 主张巴黎公原则，即用无记名的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以及各级公壮；
4. 用言行保证宪法的权利章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法第三章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通讯和出版集会、结社、游行丶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数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数的自由，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公民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
5. 反对削减工农生活水平和福利；
6. 保证个人有反对的自由和政治辩论权利；
7. 要求对1949年以来政府的国内外政策通盘审查；
8. 要求艺术、文学以及文化创作的自由，但要表明明确的政治立场；
9. 承认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但不妨碍与苏联组成联合阵线，以反对最大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10.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应从属于世界革命。
1976年4月18日
原载《洲际通讯》（Inprecor）第50期，1976年4月29日出版
译文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第18期。